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奋斗过程,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支撑目标实现的一个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①这为我们谋划现代化建设阶段的高水平开放战略思路提供了根本指引和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增长、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国内产业成长两个发展阶段。从学术理论视角出发,以水平型分工继续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多轨技术分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以制度型开放提高资源跨境配置效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继起发力引领发展

（一）比较优势与国际市场带动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至2006年前后,我国以大口径对外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相当有效地解释了我国该阶段的发展实绩。

1.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点及演进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按照自身的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收益（斯密,1776）。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同外国相比都存在绝对劣势时,国家间贸易为何仍然存在。针对这一理论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相比他国都处于绝对劣势,仍可按“两优取重,两劣取轻”的原则与他国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本国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产品,进口优势较小或劣势较大的产品（李嘉图,1962）。其后,着重于分析比较优势形成根源的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主流理论（奥林,2001）。该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差异,使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存在差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由于该理论的假设条件较为通用,因而这种理论视角具有一般性。为分析简便,本文将前述逻辑的理论体系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长期影响着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思路（江小涓,1993；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蔡昉等,2009；樊纲,2023）。

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失衡问题（Barattieri,2014；Lin&Wang,2018；Shen et al.,2022）、全球生产分工（Nishioka,2013）以及农业、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贸易特点（Lu,2015；Meoqui,2023）。可以看出,比较优势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方法仍具备良好的解释力。

2.国门初开：发挥两个优势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极其有效地发挥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得以抓住全球化机遇,以出口持续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06年（江小涓,2008；李计广等,200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极低,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极为显著。根据OEC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90年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477.50美元,与同年美国工资水平有百倍之差,与日本有78倍之差。同时,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极为显著。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丰裕。以1994年（人民币双轨制并轨,各种生产要素和汇率市场化定价开始）为例,中国劳动力数量占全球总量的27%,远高于同期的日本（2.69%）和美国（5.39%）。而投资额和研发投入方面,中国仅占全球的2.93%和2.63%；自然资源方面也相对紧缺,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淡水等占全球的比重均低于美国。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一国的最富裕要素由于无法被其他相对短缺的生产要素有效吸纳到生产过程中,数量过剩而相对价格低。我国劳动力正符合这一规律。

3.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迅速推进,其带来的国际市场规模扩张,可以用国际贸易规模及其占全球GDP比重的增长来衡量。一方面,全球贸易规模从1986年的51679.48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96221.1亿美元,增长近5倍；其中,货物贸易占比达到80%以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43533.78亿美元增长到244847.57亿美元,增长4.6倍。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6年的33.98%上升至2006年的57.21%；其中,货物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28.63%上升到47.29%。该阶段全球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引领作用。

4.内外优势和机遇叠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比重的惊人增长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借力全球化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以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双重势能的国内巨量劳动力,步入了以大口径外循环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该阶段中,数以亿计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得以搭载在出口商品上,找到世界市场上的就业机会。1980—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37.5亿美元增长到17745.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8.05%,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0.51%上升到5.99%,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排名由第26位跃升至第3位。其中,中国出口总额由113亿美元增长到9917.3亿美元；进口总额由124.5亿美元增长到7828.1亿美元。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2.42%上升到2006年的64.48%,这一比例位居同类超大规模国家前列（见图1）。

影响对外贸易结构的因素不只包括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学者引入更多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原因。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项主要因素,我国兼得这三项有利因素,因而在较宽产业面上具备竞争力,尤其在劳动相对密集、国内产业规模大、市场竞争激烈、外资参与度高和具有可拆分加工制造特性的产业,中国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江小涓,2007）。

5.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比较优势的减弱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平均年工资从1990年的433.4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615.7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89%。而同期美国、日本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较低,分别为4.67%、1.69%。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从53倍降低至18倍,日本相比我国从67倍降低至15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国内产业水平逐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1995—2006年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43.86%降低到25.35%,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4.08%上升到41.34%。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在逐年降低,而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比重逐年上升。

（二）后发优势、引进技术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

1.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减退

经过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以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最高点为标志,中国基于比较优势、依托大量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动能快速减退。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劳动力成本继续快速上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从2005年的2221.1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6566.5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38%。而同期美国、韩国和日本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6%、1.35%和0.02%。我国与美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从2005年的27倍缩小到2021年的4.5倍。与此同时,我国工资水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2021年,印度和越南的人均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17.23%和23.36%,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相对优势。

2.国内市场与产业扩张和后发优势动能增强

比较优势动能减退的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和产业规模扩大、体系日趋完备且竞争力日益提升,由此中国进入后发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认为后发国家可利用“后进性”以实现经济追赶（Gerschenkron,1962）。其后的学者如阿布拉莫维茨进一步提出了“追赶假说”,认为后进国家具有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潜力（Abramovitz,1986）。1993年,伯利兹等学者发展了“蛙跳模型”,指出先进国家可能面临技术“锁定”,而后发国家则可通过应用突破性技术以实现经济赶超（Brezis et al.,1993）。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建立起快速增长的产业（Lin,2012）。中国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极为突出,可以支撑中国工业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刘世锦和江小涓,1991；江小涓,1996）。

这个阶段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来源是：依托规模快速扩张的国内产业和市场,有效抓住了先进技术和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的机遇,吸引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及各种有用要素,促进国内产业快速发展和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国内产业水平提升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国内消费水平持续提升有利于发展较高档次的产品和服务。上述两方面因素均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因此,该阶段中国发展的表现是：国内产业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规模吸引技术先进的国外投资,大规模生产较高水平的制造业产品,并快速增加中高端商品出口。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16年。

3.大量技术引进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后发优势迸发

21世纪初期以来,技术引进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01—2013年技术引进额由90.91亿美元提高至433.6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3.91%。2012年达到峰值,合同数和金额分别为12988项和442.74亿美元。

技术引进方式由设备进口为主转向知识产权进口为主。自2002年起技术费在技术引进费中的比重超过50%并持续提高,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94.77%,而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额占比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1.68%；以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许可为主的知识产权进口占比由2001年的19.84%提高到2013年的52.7%,大量的知识产权进口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企业以较快速度积累技术,为自主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见图2）。

在引进技术和国内市场快速扩张双重动力推动下,我国经济特别是第二产业经历了高速增长,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1978—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756.14亿美元上升到48658.43亿美元,年均增长近10%,牵引GDP以超过9%的实际年均增速,从1978年的2185.02亿美元攀升至2021年的177341.31亿美元,我国经济实现巨大增长。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已稳居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3.32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并连续多年保持这一地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到31.03%,超过了美、日、德三国之和（29.47%）。以GDP全球占比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次大。2007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达到6.08%,超过了英国和德国；2010年,占比上升到9.14%,超过日本。2021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已达18.37%,仅次于美国（24.22%）。

这一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1998—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常年居于1/4左右,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已达7.04万亿元。

跨国公司不仅带来资金和产能,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2000—2001年,作者主持的一系列调研表明,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参照,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最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有57户,占总数的45%；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有53户,占总数的42%。两者相加,使用母公司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数的87%。有17户企业使用了母公司的一般技术,仅占总数的13%。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开始转移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主要是竞争需要：国内市场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特别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使用先进技术,就无法在竞争中立足和获胜（江小涓,2002）。

4.对外贸易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这个阶段,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发达国家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使中国出口商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在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上升后,最近十多年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因而相对地位更早下降,下降幅度更大。加工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从占比最高的1999年的56.9%降至2020年的27.1%。

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006年的25.35%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23.66%；中技能和技术密集型、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63.30%上升到65.84%（见图3）。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自2006年来持续上升,2021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已超过19800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达9790亿美元以上。

二、竞争力攀升、水平型分工与研发投入外溢

（一）我国产业国际分工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

近10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分工不断延伸。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发展到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产业间贸易,即一国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是产业内贸易,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Grubel&Lloyd,1975）。Greenaway et al.（1994）进一步从分工结构上将产业内贸易类型划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类。垂直型国际分工还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的分工型态；另一类是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之间的分工,即相同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引致的分工,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水平型国际分工也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内水平分工,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水平,但其外观、质量、品牌等差异导致了分工和交换；另一类是指产品内部的分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参与不同加工过程（Krugman,1981；Le Riche et al.,2022）。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接近的国家之间的分工。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低成本）逐渐减弱,比较劣势（技术落后资本短缺）持续向优势转换,制造业不断向技术与资金密集的方向延展,因而从垂直分工不断向水平分工提升（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杨丹辉,2011；苏杭等,2017；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总体而言,近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程中海和屠颜颍,2022；张凌和刘云帆,2020）。

本文用两种方法定量刻画我国贸易分工模式的演进特征。第一,拉尔分类法（Lall,2000）。①从五个类别的进出口贸易中可以发现,初级产品、资源型制造业产品进口远大于出口,且差额逐年扩大；低技术制造业出口远

大于进口；而中等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与进口总额差额较小。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即国际贸易双方交换的是同一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代表着水平分工的程度。由此可以发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和中等技术产业是产业内水平分工,而其他产业是产业间分工（见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