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185, "newsInfoTitle": "太行风——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发展与创作座谈会暨采风写生活动在新乡举行", "newsInfoAuthor": "菏泽市美术馆", "newsInfoSource": "转载", "newsInfoContent": "<p>\t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总书记文艺工作系列讲话精神，由新乡市文联主办，新乡美术馆、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联盟协办的太行风——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发展与创作座谈会暨写生采风活动在新乡万仙山举行。</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 这次活动为促进沿黄地市美术馆之间深层次交流与互动，分享和借鉴各地市美术馆的运行经验，共同展望合作前景、探讨合作模式，凝聚合力发挥好美术馆作用，用美术作品讲好黄河故事，谱写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积极意义。</p><p>\t<span style=\"color: rgb(62, 62, 62);\">10月24日，来自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的负责人和专业人员一行齐聚壮美雄奇的新乡</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万仙山景区</span><span style=\"color: rgb(62, 62, 62);\">，探访丹分沟奇险峻峭的世外仙境和龙潭沟的</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黑龙潭</span><span style=\"color: rgb(62, 62, 62);\">、白龙潭瀑布，神奇的的南太行风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用手中的画笔尽情记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及太行人的精神追求。</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05456A002.jpg\" width=\"639\"></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center\"><br></p><h2><strong style=\"color: rgb(104, 123, 153);\"><em>座谈会</em></strong></h2><p><br></p><p>\t<span style=\"color: rgb(62, 62, 62);\">在25日举行的太行风—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发展与创作座谈会上，由新乡美术馆馆长任国锋主持，围绕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联盟的组织建设、合作模式、展览规划及创作能力提升等方面展开讨论，各美术馆参会代表依次进行了发言，并展开了热烈讨论。</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t\t\t\t\t<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05801A004.jpg\" width=\"314\" style=\"\">\t\t\t\t\t</p><p class=\"ql-align-center\">\t\t\t\t\t\t</p><p class=\"ql-align-center\">\t\t\t\t\t<strong>\t菏泽市美术馆馆长田言华\t\t\t</strong>\t\t</p><p class=\"ql-align-center\">\t\t\t<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05633A003.jpg\" width=\"318\">\t\t</p><p class=\"ql-align-center\"><strong>\t新乡美术馆馆长任国锋\t\t\t</strong></p><p class=\"ql-align-center\">\t\t\t\t<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05918A005.jpg\" width=\"327\" style=\"\">\t\t\t</p><p class=\"ql-align-center\"><strong>\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开封市美术馆典藏部主任丁保国</strong></p><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t\t 会议总结，从2022年开始的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四地市发展到今年的九地市，发展到今年的九地市，展览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品牌影响力逐渐显现。下一步既要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又要充分体现地区间作品风格的差异性，努力把展览办成有独特面貌有学术支撑有地域特色有时代影响力的艺术活动品牌。</p><p class=\"ql-align-justify\"> </p><p class=\"ql-align-justify\"> 座谈会结束后，与会艺术家举行交流笔会，共同切磋技艺，互相学习借鉴，气氛轻松融洽，各位画家、书法家现场创作的作品为本次活动留下了重要的档案资料。</p><p>\t</p><p><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10019A006.jpg\" width=\"505\" style=\"display: block; margin: auto; cursor: nwse-resize;\"></p><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本次活动时间短，效率高，成果丰富，26日圆满结束，为黄河流域地市美术馆联盟以后类似活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也为黄河流域各地市文旅融合发展贡献了美术力量。</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 "newsInfoTime": "2023-11-01", "newsInfoClick": 0, "newsInfoInittime": "2023-11-06", "newsInfoType": 1, "newsInfoCarousel": 1, "newsInfoUrl": "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05251A001.jpg", "newsInfoAuthorid": null, "newsInfoRecommend": 1, "newsInfoSc": 1 }
{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186, "newsInfoTitle": "郑永年教授：我对中国未来10年的5大判断", "newsInfoAuthor": "潇湘经略", "newsInfoSource": "青塔pro", "newsInfoContent": "<p><strong style=\"color: rgb(0, 122, 170);\">判断1：地产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支柱</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高峰已经过去了，不用说农村，光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就达到了40多平米，放在世界也是相当高的了。</p><p class=\"ql-align-justify\">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strong>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42710A007.jpg\"></p><p class=\"ql-align-justify\">\t</p><p class=\"ql-align-justify\">\t但是还要再加一句，我们只能说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已经到了终点，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开始，这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做的。</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122, 170);\">判断2：中产比例超6成</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包括消费社会也是一样的，消费的增长完全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中产社会跟消费社会基本上是同一个词，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p><p class=\"ql-align-justify\">尽管我们有4亿中产了，但是占全体人口比只有不到30%。从亚洲四小龙看的话，它必须超过50%，甚至达到65%到70%才能被称为中产社会，所以我们的中产增长空间还是很大，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亿中产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中产社会。</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要保护自己，因此内化出法治意识。</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除此之外，中产阶层的壮大还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秩序稳定，因为这都触及他们的切身需求。所以在空间还有余量的情况下，我们提倡共同富裕。</p><p class=\"ql-align-justify\">浙江现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有三条：第一，上不封顶，鼓励企业家赚得越多越好，发财致富是光荣的；第二，要保底，把社会的底层保护好，因为社会是资本、政治、社会这三块里面最脆弱的一块；第三，要扩中，把中产阶级扩大。</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122, 170);\">判断3：通过改革开放，释放潜力</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我建议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一句话，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如何把这些转化成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通向未来。</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122, 170);\">判断4：华为成功，意义不可低估</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尽管我们应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但是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应用技术市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多少钱，又反过来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日本韩国学习西方技术三十年以后，科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42757A008.jpg\"></p><p class=\"ql-align-justify\">\t实际上我们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像华为，以前华为的态度就是我买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冲突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场采购。但是当地缘政治冲突发生，被卡脖子的时候，没有技术就要死亡，企业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华为的“遥遥领先”说明了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具有韧性的；第二，我们是有创新能力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赶得上甚至超过西方技术的。</strong></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42824A009.p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有点悲观了，因为之前太顺利了，前面几十年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股力量是朝同一个方向，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但实际上从大历史来看的话，地缘政治跟技术发展是互相关联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想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那样，这既是个危机也是个机会。</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122, 170);\">判断五：对外开放，吸引全球顶尖人才</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我们非常需要有像马斯克、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想要培养人才，高层次的开放很重要。就国际化而言，我们远远比不上纽约湾区跟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这40%表明这两个湾区的开放度，硅谷的外国人占60%，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办的。</p><p class=\"ql-align-justify\">客观的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是世界聪明人在美国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竞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二战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冷战时更是吸引了大量苏联、东欧的人才，用世界人才跟苏联竞争。</p><p class=\"ql-align-justify\">我们要看到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像马斯克、乔布斯，都来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不同人才才能带来文化冲突，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同类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应，培养不出马斯克、乔布斯。</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导向，比如一定要有个两院院士一定要有一个帽子。马斯克、乔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吗？我们现在的人才几乎是用政策的方式，由公务员官僚机构来定义的人才，但在美国，只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才载体，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有好的政策，还要去行政化，行政和政治的东西对人才的使用会有很多的限制。</p>", "newsInfoTime": "2023-10-31", "newsInfoClick": 0, "newsInfoInittime": "2023-11-06", "newsInfoType": 2, "newsInfoCarousel": 1, "newsInfoUrl": "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42908A010.jpg", "newsInfoAuthorid": null, "newsInfoRecommend": 1, "newsInfoSc": 1 }
{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190, "newsInfoTitle": "贾康：关于防范和化解地方债风险--在博智宏观论坛上的发言", "newsInfoAuthor": " 贾康", "newsInfoSource": "贾康学术平台", "newsInfoContent": "<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我想分几个层次谈谈关于防范和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基本认识。</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第一个层次，中国现在主要是由于地方隐性债的风险问题，才使所谓地方债问题的热度有如此之高。</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如果不讲隐性债务，我不觉得有多么突出的风险问题。但是在具体管理上要讨论的就太多了。顺便说一下，比如现在大家都关注的</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地方专项债</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这是阳光化的部分，它的比重迅速上升，我觉得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地方专项债期限可以是3-30年，其实是与中央特别国债对应的地方层次的特别债。我国30年期</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公债</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第一次发行是在1998年，朱镕基同志当时下决心，除了长期建设国债，还发行专项债，不计入赤字，30年还本，到现在还不用还。那个时候的2700亿元是天文数字，现在的2700亿元则已是小菜一碟。在地方层面，如果能够以30年覆盖的时间段，可对应一些现金流很弱的项目，对于以后整个通盘统筹贯彻发展战略所提供的功能作用空间是多么可观！具体的项目选择，我完全不同意“找不到合适项目”的说法，好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有效投资，在30年的眼界里面来考虑，要做的事情是做不完的，现在应该是尽量凝聚共识落到在本辖区要做什么的具体方案上。</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至于项目的效益，除了财务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难、但又必须关注的视角，就是项目的所谓“正的外部性”，即综合绩效考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青藏铁路，上一轮的扩张期间终于下决心把它建成了，然而到现在为止，收回投资遥遥无期，可能运营成本的全覆盖都是问题，但是它对于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才是现在以及未来绩效必须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再比如川藏铁路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启动建设？是同样的道理。各地方层面，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主要是瞻前顾后、协同权衡、循序渐进掌握的举债用债问题。</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第二个层次，要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先要做一下直观分析：它的形成路径，至少是四个方面。</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一是之前承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隐性债务风险越积累越多而成为威胁的数量众多的地方融资平台。中央早已经明确，《预算法》修订后地方债“开明渠堵暗沟”，堵的主要就是这边的暗沟。这些融资平台城投公司要做市场化转制，但现在仍然可能存在着一些暗度陈仓而形成新的地方隐性债务的情况。在不同的地方辖区，到底有多大规模的风险积累，现在确实没有权威数据，但这至少是来源之一。</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二是前些年作为创新重点，现在落入低潮、但是对其创新大方向不能否定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关问题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明股实债”，那就变成地方隐性债了。</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三是前面三年大疫的种种压力之下，地方饥不择路、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设检测亭、建方舱，投入规模巨大，于是地方政府到处跟企业说，你先替我垫着钱，以后一定得还你。然而等到防控政策突然急转，很多方舱建了不用或者建了一半就烂尾了，那么多检测亭也没什么用途了，据说2000块钱一个拍卖也没人要，形成一大堆烂账，到现在不少就以隐性债状态存在着。</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四是说了多年的违规担保。各个地方情况也不一样。有比较正规的政府担保函，有的是人大出具的，有的不一定有非常严格的文字依据，但是真正出了事以后，政府难逃干系。过去审计做这方面调查的时候，专门描述过。</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第三个层次，认清上述这些地方隐性债务形成的原因，这是应当看重的“ 对病下药”的前提性认识。</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总体来说，过去融资平台隐性债务“潜规则强行替代明规则”，还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为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和省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分税制基本框架维系下来了，但省以下，从来就没真正进入分税制，是我们知道一定弊病丛生的</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分成制</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和基层，干脆就是包干制，说是一定三年不变，总是不可能不变，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复杂易变。地方层次的高端，有更多的弹性空间去要求低端服从财力重心上移而事权职责重心下移的安排，必然带来的就是基层财政困难，以及省以下要做的事情靠隐性负债得到财力支持，还有不得已越来越多形成类似政企合谋的抬高地价的土地批租环节的短期行为。</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坦率地说，现在对制度方面的认识很不清晰。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甚至直接就抨击分税制，我觉得这完全是把板子打错了地方。如果否定分税制，那么出路何在？我们过去把所有可能的出路都探讨过，只有分税制才能适应邓小平同志南巡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现在有人简单生硬地说分税制造成中央的集权过度，但按照比例来说，看美国和日本，中央层级财力比我们集中程度还高，为什么没有人抨击他们集权过度？到底怎么认识分税制的制度结构方面的问题，这其实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制度因素造成的隐性负债，我愿意把它表述为：省以下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是最主要的地方非规范形成隐性负债的相关原因。当然也有管理上的原因，而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管理，后面跟制度又有不解之缘。省以下具体的财政分配管理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事权划分和可以预期的未来财力分配阳光化运行的前景，各种各样的积极性和注意力不会落在真正的系统性提高管理水平上面。当然还有人员素质的问题，要做现代治理，很多相关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育我们也不到位。</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t</strong><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第四个层次，说说基本对策思路。我的看法，在大思路上可表述为</strong><strong>\t</strong><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16</strong><strong>\t</strong><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0);\">个字：“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疏堵结合、堵不如疏”。</strong>\t</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标本兼治、治本为上比较容易理解。我前面强调的“治本”，是要先解决跟市场经济匹配的分税制到底怎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它落实下来的问题，这样才能去对接我们希望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要在省以下进一步解决问题，必须坚持把扁平化道路走通，有铺垫的是已经把乡镇一级不看作是实体层级而搞“</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乡财县管</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另外，浙江经验的“省直管县”，文件明确要求全国推开，现在还只是各地试点（大都没再推开）。目标应是省、市、县三级中，靠下面的市和县，如果行政不同级首先变成财政同级，变成省直管县的财政机制后，有了扁平化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省以下深化</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分税制改革</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可以马上柳暗花明。基本原则上讲，法律形式上应该是各级人大（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白纸黑字的文本确立各级政府事权（职责）——近年财政已经陆续有了这方面的多份文件，所谓财政事权实际上就是政府事权，其划分起始时可以文件作为基本依据。如果规范化地把事权一览表确定下来，三个层级就有实行分税制很好的基础了：每一级政权对应一级事权，共同承担的事权在支出责任方面又有操作清单，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一级税基，这就要对应于地方税体系建设（这是一个慢变量，现在我国地方税体系基本看不出形态来，离任务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级税基之后，各有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再落到财政运行载体的一级预算形式上。这样是三级预算。（债权现在实际是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一级由省带着把市县和下面的基层拉上，但以后也不排除更规范的时候，市县层级为什么不能自己仿照省级来进入阳光化举债过程？）</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这样说全了是：“三级框架中，每一级政权，有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一级预算，后面配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再配上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治本”的远景达到的境界，是“事权和财权相顺应，事权和财力相匹配”，包括最欠发达的地方，也可以是政府有财力来履行职能。</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另外，治本方面，还应该有地方融资平台怎么完成转型整改？以及中国以后一定要探讨的是怎样把</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PPP</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机制更好地规范——从明股实债来看，其实我们过去已经有制度框架来配套解决，就是建立类固定资产收益交易平台。</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PPP</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热潮的时候，天津、上海各自成立了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时间只相隔一天。当时我参加了上海的现场会，明确地知道这就是与</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PPP</span>\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机制匹配的，以后股权进入和退出有规范的通道，就不用再考虑明股实债了。这些事情都是治本方面的制度建设。</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疏堵结合、堵不如疏，当然是跟上述治标治本结合呼应着来的。该堵的要堵，而长远来看更好的“堵”是“疏”，运用大禹治水的古老智慧。我前面说到的PPP怎样防范明股实债就是例子，“堵”当然是相关制度文本上要明确具有法规效力的禁止条款；“疏”的方面，如果开了那个规范化通道，很多矛盾自然而然就化解了。我国已有经验表明，《预算法》修订经过艰难的四轮，最后大家达到的是很好的制度规则进步，开明渠、堵暗沟，就是疏堵结合，明渠开了以后，路可能越走越宽，规范的形式才能对接到长治久安。</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治本的同时治标，从当下的方法来看，是在发展中“用时间换空间”。有些地方出现违约了，市场上有紧张情绪的时候其实也相对容易化解。前不久据说遵义城投要违约，几天之后传来消息，经过协调，本金展期，利息照付，马上就风平浪静。前些年，云南路桥公司也有过这么一回，也曾让大家有点人心惶惶，但是经过协调之后，也是用这个办法平息事态。我们还有这类措施的使用空间，在类似其他的不少场合可以用。在来不及让慢变量更多起作用、治本还有很长等待期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变现一些资产。像在贵州，前些年的举债不能全否定，贵州的超常规发展与举债是有内在逻辑对接的，而化解它现在的债务压力，除了遵义城投的办法之外，如果情势危急，还可以卖一部分茅台股份。按他们现在的空间，再卖多少轮都是可以设计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各个地方怎么变现，还得具体设计。</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另外，可适当宽松地用专项债来过渡。其实现在专项债已经在过渡了，以专项债名义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钱发到地方政府手上，往往实际上先解决维持它运转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因为不补窟窿就没办法运转。但是随着我们经济回暖，以后腾挪空间展开，过渡的作用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得承认这种过渡的意义。</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加强监管方面也得起点震慑作用，每一轮在加强监管的时候，都得有点问责制的案例，看看有关部门怎么管。当年温总理有总体温和的行事作风，还拉出铁本来杀一儆百。当然一刀切下去，有的地方切的是尾巴，有的地方切的是脑袋，但往往这一刀当时总得切。对于如何配合着适当约束，在过渡过程中怎么掌握加强监管的火候，其实我们也有可总结的经验。已经展开的只做不说的以债化债，名称叫做特殊再融资债券，其具体的设计也要讲科学，要精细化。</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0);\">对于发展中化解风险的过程，我们要有点期待。毕竟现在的总体趋势是或快或慢地复苏。越复苏，地方财力紧张的缓解越有可能性，只要速度往上走，在中国流转税是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论辖区内企业赚钱不赚钱、亏损还是盈利，税收方面就有可用的资金收入。这个过程类似于前面说到的发展中以时间换空间，都可以结合在标本兼治的相关要素和操作方案里面考虑。</span></p><p><br></p>", "newsInfoTime": "2023-11-02", "newsInfoClick": null, "newsInfoInittime": "2023-11-06", "newsInfoType": 1, "newsInfoCarousel": 1, "newsInfoUrl": "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2150A025.jpg", "newsInfoAuth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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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198, "newsInfoTitle":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newsInfoAuthor": "企业改革与发展", "newsInfoSource": "贵州经济智库", "newsInfoContent": "<p><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当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更好地了解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市场调研。本篇文章将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4349A040.jp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一、民营经济发展现状</span></p><p><br></p><p><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1.市场规模不断扩大</span></p><p><br></p><p>\t<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民营企业数量达到3000万家，比上一年增长了15.8%。此外，2022年全国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50.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5.4%，比上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span></p><p><br></p><p><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2.产业转型升级加快</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4431A041.jp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民营企业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数量达到47.9万家，比上一年增长了15.5%。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民营企业的数量和比重不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的数量和比重分别达到11.6万家和41.4%。</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3.创新能力持续增强</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民营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持续增强，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达到147.5万件，比上一年增长了17.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47.5万件，比上一年增长了19.7%。此外，2022年全国有43.8%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民营企业，其数量占到了全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6成以上。</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二、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1.融资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企业贷款的门槛较高，很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抵押物来获得银行贷款；此外，部分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流程比较繁琐，审批时间较长，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资金支持。</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2.用地难问题依然突出</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用地难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合适的用地来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开展经营活动。例如，在一些地区，土地资源十分紧张，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价格合理、地理位置优越的用地；此外，部分地区对于民营企业的用地政策也相对较为严格，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用地批准。</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3.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很多民营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例如，在一些地区，高素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供给不足，民营企业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此外，部分地区的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相对有限，也使得一些人才不愿意到民营企业就业。</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三、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1.产业布局将进一步优化</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未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民营企业的产业布局将进一步优化。一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将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同时，一些传统产业领域也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实现优化发展。</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2.将进一步推动品牌建设</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未来，民营企业将进一步推动品牌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民营企业将不断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例如，一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将成为民营企业的重点品牌，成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明星产品。同时，一些传统产品也将通过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品牌提升。</p><p class=\"ql-align-justify\">3.国际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p><p>\t<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未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一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将成为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重点领域，例如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同时，一些传统产业也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实现国际化发展。例如，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传统企业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国际化发展。</span></p>", "newsInfoTime": "2023-10-25", "newsInfoClick": null, "newsInfoInittime": "2023-11-06", "newsInfoType": 4, "newsInfoCarousel": 1, "newsInfoUrl": "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4337A039.jpg", "newsInfoAuthorid": null, "newsInfoRecommend": 1, "newsInfoSc": 1 }
{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199, "newsInfoTitle": "全文｜江小涓《经济研究》最新文章：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 "newsInfoAuthor": "新经济学家智库", "newsInfoSource": "新经济学家智库", "newsInfoContent": "<p class=\"ql-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255, 255, 255); background-color: rgb(11, 37, 216);\">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span></p><p><br></p><p><br></p><p>\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奋斗过程,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支撑目标实现的一个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①这为我们谋划现代化建设阶段的高水平开放战略思路提供了根本指引和前进方向。</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增长、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国内产业成长两个发展阶段。从学术理论视角出发,以水平型分工继续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多轨技术分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以制度型开放提高资源跨境配置效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一、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继起发力引领发展</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一）比较优势与国际市场带动发展</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改革开放之初至2006年前后,我国以大口径对外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比较优势理论</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1);\">相当有效地解释了我国该阶段的发展实绩。</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1.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点及演进</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按照自身的绝对优势参与</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国际分工</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收益（斯密,1776）。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同外国相比都存在绝对劣势时,国家间贸易为何仍然存在。针对这一理论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相比他国都处于绝对劣势,仍可按“两优取重,两劣取轻”的原则与他国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本国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产品,进口优势较小或劣势较大的产品（李嘉图,1962）。其后,着重于分析比较优势形成根源的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主流理论（奥林,2001）。该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差异,使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存在差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由于该理论的假设条件较为通用,因而这种理论视角具有一般性。为分析简便,本文将前述逻辑的理论体系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长期影响着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思路（江小涓,1993；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蔡昉等,2009；樊纲,2023）。</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失衡问题（Barattieri,2014；Lin&Wang,2018；Shen et al.,2022）、全球生产分工（Nishioka,2013）以及农业、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贸易特点（Lu,2015；Meoqui,2023）。可以看出,比较优势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方法仍具备良好的解释力。</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2.国门初开：发挥两个优势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极其有效地发挥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得以抓住全球化机遇,以出口持续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06年（江小涓,2008；李计广等,2008）。</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极低,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极为显著。根据</span><span style=\"color: var(--weui-LINK);\">OECD</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90年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477.50美元,与同年美国工资水平有百倍之差,与日本有78倍之差。同时,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极为显著。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丰裕。以1994年（人民币双轨制并轨,各种生产要素和汇率市场化定价开始）为例,中国劳动力数量占全球总量的27%,远高于同期的日本（2.69%）和美国（5.39%）。而投资额和研发投入方面,中国仅占全球的2.93%和2.63%；自然资源方面也相对紧缺,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淡水等占全球的比重均低于美国。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一国的最富裕要素由于无法被其他相对短缺的生产要素有效吸纳到生产过程中,数量过剩而相对价格低。我国劳动力正符合这一规律。</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3.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国际环境</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迅速推进,其带来的国际市场规模扩张,可以用国际贸易规模及其占全球GDP比重的增长来衡量。一方面,全球贸易规模从1986年的51679.48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96221.1亿美元,增长近5倍；其中,货物贸易占比达到80%以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43533.78亿美元增长到244847.57亿美元,增长4.6倍。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6年的33.98%上升至2006年的57.21%；其中,货物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28.63%上升到47.29%。该阶段全球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引领作用。</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4.内外优势和机遇叠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比重的惊人增长</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借力全球化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以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双重势能的国内巨量劳动力,步入了以大口径外循环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该阶段中,数以亿计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得以搭载在出口商品上,找到世界市场上的就业机会。1980—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37.5亿美元增长到17745.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8.05%,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0.51%上升到5.99%,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排名由第26位跃升至第3位。其中,中国出口总额由113亿美元增长到9917.3亿美元；进口总额由124.5亿美元增长到7828.1亿美元。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2.42%上升到2006年的64.48%,这一比例位居同类超大规模国家前列（见图1）。</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t<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4852A043.pn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影响对外贸易结构的因素不只包括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学者引入更多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原因。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项主要因素,我国兼得这三项有利因素,因而在较宽产业面上具备竞争力,尤其在劳动相对密集、国内产业规模大、市场竞争激烈、外资参与度高和具有可拆分加工制造特性的产业,中国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江小涓,2007）。</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5.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比较优势的减弱</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平均年工资从1990年的433.4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615.7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89%。而同期美国、日本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较低,分别为4.67%、1.69%。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从53倍降低至18倍,日本相比我国从67倍降低至15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国内产业水平逐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1995—2006年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43.86%降低到25.35%,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4.08%上升到41.34%。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在逐年降低,而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比重逐年上升。</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二）后发优势、引进技术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1.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减退</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经过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以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最高点为标志,中国基于比较优势、依托大量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动能快速减退。</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劳动力成本继续快速上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从2005年的2221.1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6566.5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38%。而同期美国、韩国和日本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6%、1.35%和0.02%。我国与美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从2005年的27倍缩小到2021年的4.5倍。与此同时,我国工资水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2021年,印度和越南的人均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17.23%和23.36%,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相对优势。</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2.国内市场与产业扩张和后发优势动能增强</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比较优势动能减退的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和产业规模扩大、体系日趋完备且竞争力日益提升,由此中国进入后发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发展阶段。</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后发优势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认为后发国家可利用“后进性”以实现经济追赶（Gerschenkron,1962）。其后的学者如阿布拉莫维茨进一步提出了“追赶假说”,认为后进国家具有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潜力（Abramovitz,1986）。1993年,伯利兹等学者发展了“蛙跳模型”,指出先进国家可能面临技术“锁定”,而后发国家则可通过应用突破性技术以实现经济赶超（Brezis et al.,1993）。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建立起快速增长的产业（Lin,2012）。中国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极为突出,可以支撑中国工业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刘世锦和江小涓,1991；江小涓,1996）。</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这个阶段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来源是：依托规模快速扩张的国内产业和市场,有效抓住了先进技术和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的机遇,吸引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及各种有用要素,促进国内产业快速发展和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国内产业水平提升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国内消费水平持续提升有利于发展较高档次的产品和服务。上述两方面因素均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因此,该阶段中国发展的表现是：国内产业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规模吸引技术先进的国外投资,大规模生产较高水平的制造业产品,并快速增加中高端商品出口。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16年。</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3.大量技术引进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后发优势迸发</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21世纪初期以来,技术引进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01—2013年技术引进额由90.91亿美元提高至433.6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3.91%。2012年达到峰值,合同数和金额分别为12988项和442.74亿美元。</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技术引进方式由设备进口为主转向知识产权进口为主。自2002年起技术费在技术引进费中的比重超过50%并持续提高,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94.77%,而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额占比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1.68%；以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许可为主的知识产权进口占比由2001年的19.84%提高到2013年的52.7%,大量的知识产权进口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企业以较快速度积累技术,为自主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见图2）。</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5013A044.p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在引进技术和国内市场快速扩张双重动力推动下,我国经济特别是第二产业经历了高速增长,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1978—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756.14亿美元上升到48658.43亿美元,年均增长近10%,牵引GDP以超过9%的实际年均增速,从1978年的2185.02亿美元攀升至2021年的177341.31亿美元,我国经济实现巨大增长。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已稳居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3.32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并连续多年保持这一地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到31.03%,超过了美、日、德三国之和（29.47%）。以GDP全球占比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次大。2007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达到6.08%,超过了英国和德国；2010年,占比上升到9.14%,超过日本。2021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已达18.37%,仅次于美国（24.22%）。</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这一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1998—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常年居于1/4左右,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已达7.04万亿元。</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跨国公司不仅带来资金和产能,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2000—2001年,作者主持的一系列调研表明,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参照,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最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有57户,占总数的45%；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有53户,占总数的42%。两者相加,使用母公司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数的87%。有17户企业使用了母公司的一般技术,仅占总数的13%。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开始转移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主要是竞争需要：国内市场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特别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使用先进技术,就无法在竞争中立足和获胜（江小涓,2002）。</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4.对外贸易结构出现明显变化</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这个阶段,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发达国家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使中国出口商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在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上升后,最近十多年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因而相对地位更早下降,下降幅度更大。加工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从占比最高的1999年的56.9%降至2020年的27.1%。</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006年的25.35%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23.66%；中技能和技术密集型、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63.30%上升到65.84%（见图3）。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自2006年来持续上升,2021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已超过19800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达9790亿美元以上。</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5109A045.pn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二、竞争力攀升、水平型分工与研发投入外溢</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t<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一）我国产业国际分工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t<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近10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分工不断延伸。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发展到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产业间贸易,即一国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是产业内贸易,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Grubel&Lloyd,1975）。Greenaway et al.（1994）进一步从分工结构上将产业内贸易类型划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类。垂直型国际分工还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的分工型态；另一类是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之间的分工,即相同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引致的分工,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1);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水平型国际分工也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内水平分工,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水平,但其外观、质量、品牌等差异导致了分工和交换；另一类是指产品内部的分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参与不同加工过程（Krugman,1981；Le Riche et al.,2022）。</span><span style=\"color: rgb(0, 0, 1);\">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接近的国家之间的分工。</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低成本）逐渐减弱,比较劣势（技术落后资本短缺）持续向优势转换,制造业不断向技术与资金密集的方向延展,因而从垂直分工不断向水平分工提升（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杨丹辉,2011；苏杭等,2017；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总体而言,近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程中海和屠颜颍,2022；张凌和刘云帆,2020）。</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 style=\"color: rgb(0, 0, 1);\">本文用两种方法定量刻画我国贸易分工模式的演进特征。第一,拉尔分类法</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0, 1);\">（Lall,2000）。①从五个类别的进出口贸易中可以发现,初级产品、资源型制造业产品进口远大于出口,且差额逐年扩大；低技术制造业出口远</span></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pan style=\"color: rgb(0, 0, 1);\">大于进口；而中等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与进口总额差额较小。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即国际贸易双方交换的是同一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代表着水平分工的程度。由此可以发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和中等技术产业是产业内水平分工,而其他产业是产业间分工（见图4）。</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5205A046.png\"></p>", "newsInfoTime": "2023-10-28", "newsInfoClick": null, "newsInfoInittime": "2023-11-06", "newsInfoType": 4, "newsInfoCarousel": 1, "newsInfoUrl": "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54731A042.png", "newsInfoAuthorid": null, "newsInfoRecommend": 1, "newsInfoSc": 1 }
{ "createBy": null, "createTime": null, "updateBy": null, "updateTime": null, "remark": null, "newsInfoId": 215, "newsInfoTitle": "刘遵义：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 "newsInfoAuthor": "CDF", "newsInfoSource":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newsInfoContent": "<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500A076.jp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是论坛的老朋友。近日，刘遵义教授撰写题为<em>On Twin Circulations</em>（试论双循环）的文章，以下是全文译文。</p><p><br></p><p><br></p><p><strong>试论双循环</strong></p><p><br></p><p>刘遵义</p><p>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p><p>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p><p><strong>摘要</strong></p><p><br></p><p>双循环分别指“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本报告回顾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双循环的演变。双循环的相对规模及其时间变化是通过商品和服务国际贸易总量与国内总需求的比率来衡量的。报告指出，在当今，完全的封闭和自给自足很可能导致中国实际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报告分析了双循环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障碍，得出的结论是，预计中国将能够成功推进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p><p><br></p><p><strong>引言</strong></p><p><br></p><p>2020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p><p><br></p><p>借此机会，笔者试探讨“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分别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循环是指供应和需求的相互满足。从195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只有“单一循环”，即“国内循环”。在20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也十分有限。这一部分是由于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一部分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与前苏联之间产生争端。</p><p><br></p><p><strong>改革初期的双循环</strong></p><p><br></p><p>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第二种循环，即“国际循环”。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双循环”的恢复。但是，<strong>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重点仍然是国内循环。</strong></p><p><br></p><p><strong>此外，也有意分离了两个循环。</strong>例如，外商直接投资人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和组装”制造业务必须进口其所有设备和其他投入，有时还需要自己发电，以免在国内层面产生任何投入上的需求；同时，出口其所有产出，以免在国内层面增加任何供应。这种分离使中央经济计划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发挥作用。</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532A077.jpg\"></p><p class=\"ql-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151, 143, 14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span></p><p><br></p><p><strong>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双循环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彼此互无联系。</strong>在一个循环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不能用于供应另一循环，反之亦然。“两者永远不会相遇。”唯一的共同联系是“加工与装配”业务所雇用的劳动力以及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p><p><br></p><p>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外国直接投资者雇用劳动力不会对国内劳动力市场或工资率产生影响。当时，土地也处于过剩状态，而外商直接投资承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土地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因此也不会影响国内经济。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任何可能的国际动荡的影响。</p><p><br></p><p><strong>改革开放初期的双循环可以描述为是两个不相交的圈子，一个代表国内循环，另一个代表国际循环，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重叠。</strong>主导的循环仍然是国内循环。</p><p><br></p><p><strong>双循环的演变</strong></p><p><br></p><p>图1显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strong>显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际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仅有一年超过10％，在1960年至1978年间平均占比仅7.1％。</strong></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613A079.jpg\"></p><p class=\"ql-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151, 143, 143);\">图1: 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span></p><p><br></p><p>\t<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9);\">1978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最终使人民币成为经常账户可兑换货币，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大幅贬值（参见图2）。</span><strong style=\"color: rgba(0, 0, 0, 0.9);\">结果是，出口开始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流入中国（参见图3），使中国成为出口的生产基地，利用其低成本（特别是以美元计算）的劳动力优势。</strong></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706A080.jpg\" width=\"667\"></p><p class=\"ql-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151, 143, 143);\">图2: 人民币名义汇率（元／美元，1978年至今）</span></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729A081.jpg\" width=\"697\"></p><p class=\"ql-align-center\">图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百分比</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在图4中，笔者列出了国内最终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居民消费（C），国内投资总额（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如图4所示，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2年的65.6％下降至2019年的38.8％，降幅明显，这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多年来保持低人力成本政策。<strong>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相应的份额为68％）。</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相比之下，国内投资总额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1952年的不到22％增至2019年的43.1％（2011年达到顶峰时超过47％）。政府支出的比重比较稳定，从1952年的13.5％逐渐增加到2019年的16.6％，在2000年达到顶峰的16.9％<strong>。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投资总额仍然是总需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衡量双循环相对规模的一个有用指标是国际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出口（X）与进口（M）之和）与国内交易（居民消费（C），国内投资（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之和）的比率。</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如图5所示，<strong>在1980年之前，国际循环相比国内循环仅是很小一部分。</strong>在1980年至1993年间，该比率从10％增长到25.7％。1994年，人民币经历了大幅贬值并成为经常账户可兑换货币，该比重从25.7％跃升至35.7％。此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直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人民币再次开始升值时，在2006年达到68％以上的峰值。随后，在2008年至2009年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回落到36.7％，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相当。</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这个比率大概是国际化的一个可维持的水平。多年以来，中国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不再只是作为世界工厂，也已成为世界市场。</strong></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年，有可能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国际循环的相对重要性被低估。而由于缺乏可靠的外汇支付来源，被高估的汇率也会抑制出口，从而间接抑制进口。</p><p><br></p><p><strong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a(254, 255, 255, 0);\">是否有可能完全封闭，完全自给自足？</strong></p><p><br></p><p><br></p><p>尽管原则上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完全封闭和完全自给自足，就像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如今的朝鲜似乎仍是如此。<strong>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strong></p><p><br></p><p>两个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自愿国际贸易始终是双赢的，因为双方的选择范围都扩大了，两国的福利必然是增加而不是减少，除非两国碰巧在每个部门和行业都具有相同的比较优势。<strong>因此，非自愿性地减少国际贸易始终是双输的。</strong></p><p><br></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826A082.jpg\"></p><p class=\"ql-align-center\"><br></p><p class=\"ql-align-justify\">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其贸易伙伴国家也是。<strong>然而，尽管经济全球化为所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也在每个国家中塑造了赢家和输家。自由市场只会奖励赢家，而不会补偿输家。</strong>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在每个国家中都产生了足够的收益，因此，从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好。但是，赔偿本国“输家”的责任落到了每个政府上。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没有对输家作充分补偿，而中国则确保所有人都能受益。</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如今，除非让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strong>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产品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部分原因是与进口产品竞争并且“边做边学”。然而，中国目前仍存在无法生产的产品，如大型飞机和先进的半导体。</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中国目前也存在国内产能无法完全满足国内需求量的商品，如食品、石油、铜和铁矿石。这些产品和商品目前大量是进口。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国际循环，则意味着将没有这些产品和商品，或只有有限数量。</p><p>因此，<strong>回到单一国内循环并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strong>中国确实需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应等同于自给自足。中国不能通过退出世界而获胜。与美国的经济脱钩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脱钩。<strong>为了维持国际循环，中国需要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欧元区国家。</strong></p><p><br></p><p><strong>阻碍可持续性的因素</strong></p><p><br></p><p><strong>可能有许多原因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失败。如，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不可能持续下去。</strong></p><p><br></p><p>图6显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60年到1994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平均为零。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但此后在2019年又回落至不到2％。<strong>展望未来，中国的目标是实现接近于零的贸易平衡。</strong></p><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如果关键的供应链被打断，可持续性也将受损，如果有关键的产品或投入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替代的进口来源或国内替代品。<strong>任何大国都不应过分依赖国际需求或供应，国际需求或供应可能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中断甚至停止，尤其是不能依赖单一国家。</strong>即使其供应商是在最友善的盟国中，仅依靠单一供应商仍有很高风险。</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可能破坏关键供应链的不可预见事件不仅包括贸易战和大流行，还包括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破产和大火等人为灾害，以及诸如三英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等核事故，更不用提禁运、战争和其他地缘政治冲突与纠纷。</p><p><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然第二来源会增加交易成本，但就像购买保险一样，既有净成本，也有益处。</strong>拥有备用的第二来源可以防止垄断，降低垄断势力和由此产生的垄断租金，形成更稳定、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经济，对所有消费者都有利。有了第二来源，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出口管制就失去了其用处，最后只会伤害自己国家的制造商。</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但是拥有第二来源不应等同于试图实现完全自给自足。</strong>在另一个国家/地区拥有第二来源，尽管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在很多情况就已足够。储备库存是另一种选择，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strong>通过适当多样化供应来源，也可以减轻关键商品进口可能受阻的潜在影响。</strong>食品、石油和金属矿石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供应，适当多样化进口来源为避免意外供应中断提供了保障。库存是一种可行但只能临时适用的保障措施。</p><p class=\"ql-align-justify\"><br></p><p class=\"ql-align-justify\">此外，即使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中国对铜和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最终也会下降。旧汽车和卡车，用过的电缆和电线中的废金属可以回收利用，并且可以替代当前进口的大部分原材料。甚至纸张和木材也可以回收利用。<strong>这将为国际循环逐步过渡到国内循环创造良好条件。</strong></p><p>然而，禁止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诸如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产品的禁令依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禁令难以轻易缓解。</p><p><br></p><p><strong>实际上，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伴侣号”时刻。</strong>苏联在1957年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当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呼吁加快本土创新，以实现这些行业的突破。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strong>中国必须在这些关键行业中自力更生。为了鼓励创新，中国还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strong></p><p><br></p><p><strong>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中，自力更生实际上是惯例而不是例外。</strong>前苏联、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都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本地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1964年，中国仍然非常贫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200美元（按2019年价格计算），但中国仍得以成功开发了原子弹。如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0美元，中国应该能够找到确保自身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的解决方案。<strong>但是，这种必要的自力更生应与完全自给自足区分开。</strong></p><p><br></p><p>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地球来说，<strong>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障碍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相关。</strong>在这方面，中国致力于2015年所提出的《巴黎协定》，并很有可能在商定的时间表之前履行其义务。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p><p><br></p><p><strong>可持续性还可能取决于可用劳动力的供应。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定义为16至60岁之间）可能已进入下降阶段。</strong>但是，至少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适当地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法定退休年龄是女性为55岁，男性为60岁。（退休年龄标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预期寿命在60岁以下。）鉴于当今中国的预期寿命更长，将70岁作为所有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似乎是相当合理，尤其是与年满60岁提前退休的选项相结合。</p><p><br></p><p>当然，60岁退休的人与70岁退休的人“界定供款”养老金计划下享有的退休福利将有所不同，在60岁退休的人将减少十年的缴费时间，同时其养老金本金获取收益的时间也会缩短。</p><p class=\"ql-align-center\"><img src=\"https://ggzypz.org.cn:8999/guanshi/2023/11/06/640_20231106164924A083.jpg\"></p><p>相关的，我们应该为熟悉的通过进口关税保护新兴产业的“幼稚产业”理论再增加一个扩展。</p><p><br></p><p>传统的“幼稚产业”论点基本上是说，一个新兴产业需要一定时期内的关税保护，以便其有机会成长并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存在另一种情况，一国被拒绝使用绝对必要的特定产品或技术，并且不能以任何价格购买该特定产品或技术。</p><p><br></p><p><strong>这种情况下，该国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自己生产。此类生产可能需要在启动阶段提供补贴，直到该产品生产成本约等于国际市场价格为止。</strong>在国内没有该产品生产的情况下，国内和国际循环都可能受到阻碍。因此，对于传统的“幼稚产业”，采取关税保护可能是合理的，而对于扩展的这种情况，补贴可能也是合理的。</p><p><br></p><p><br></p><p><strong>结论</strong></p><p><br></p><p><strong>扩大居民消费在中国总需求的比重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增加劳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这进而需要提高平均工资水平。</strong></p><p><br></p><p>低工资政策是中国过去所有非农业工人直接或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工资水平由中央决定的时代的遗留。<strong>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规模工资通胀的情况下改变低工资政策，而这又可能导致大规模商品通胀。</strong></p><p><br></p><p>然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需求不能完全通过私人家庭消费的增加来满足<strong>。还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增加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和恢复，创造和维护青山绿水，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网络。</strong>政府还必须承担起责任，支持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扩展，尤其是通过基础研究，以确保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p>", "newsInfoTime": "2023-10-13", "newsInfoClick": null, "newsInfoIni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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